愿书本里多些乡土元素

“现在的教材‘城市化严重’，会使得农村孩子对养育自己的那片土地，那一山一水的陌生感、疏离感越来越重，还可能误导农村孩子‘厌恶、逃离’自己的家乡。”近来，一位支教11年的乡村教师在网上发声，引来网友们的关注与共鸣。

不仅是教材，这位侯老师还举例说，练习资料、试卷，随便一道题都是以高楼大厦、超市、大商场、娱乐场所、游乐园、电影院等描述对象来出题，很少以山坡、田野、村庄、干农活、放牛、砍柴来作为描述对象。

这些元素对不熟悉城市生活的农村孩子来说，陌生又难以理解，无疑为他们的学习与升学设立了一道道屏障。甚至滋生了错误的逻辑：读书学习是为了考出乡村，过上书中的城市生活；书上的知识只有在城市才用得上，并不能指导他们在农村的生活实践。

对于阅读资源并不丰富的农村地区，教材可能是孩子们成长中主要的读物。孩子通过它认识世界的各种联系和关系，认识各种人物的命运和逻辑，感受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所以，一本教材，以及衍生出的练习、考试，不但在升学这样的刚需上影响孩子，更是他们精神成长的营养元素。

教育公平是社会的基础性公平之一。教材的编撰者、考试的出题人，如果不能跳出自己生活的环境逻辑，不能兼顾城市和农村的生活元素，那么这位支教老师所担忧的“会让农村孩子觉得农村家乡是负面的、落后的，而城市才是美好的”，恐要一语成谶，也会让城市孩子失去了解自然、了解社会全貌的一个重要窗口。

一本合格的教材，应该有城市也有乡村，有科学家、艺术家，也有在田间忙碌的农民，在工地流汗的工人，他们是乡村孩子的父辈，是值得被看见、被认可的中流砥柱。乡村振兴不应该是空话和口号，也不应该是每个孩子手中的教材里轻飘飘地一行字，而是应该融入血脉中、留在心田里。对教材的编撰者如此，对教授的老师如此，对每个学生亦如此。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曾说，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共读共写共同生活才能拥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密码、共同的价值、共同的愿景。教材是儿童阅读的第一站，它不仅仅是学习素材，更应成为推进社会公平、增强民族凝聚力最有效、最直接、最便捷的路径。多一些乡土元素，多些对农村学生的关爱，让学生们向往城市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也期许田间巷陌丰收麦浪，这才是确需正视和反思的方向。

（《工人日报》6.11 苏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