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技术书的简单介绍

就传统的悠久和丰富性而言,中国和欧洲拥有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两种书文化。有趣的是,尽管相隔辽远,学术传统和理论方法大相径庭,中西书史研究却都不约而同地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兴起。

一九一七年,叶德辉用文言文写出了中国书史的发轫之作《书林清话》,由湘潭叶氏观古堂刊刻出版。一九二四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孙毓修的《中国雕版源流考》。一九三五年,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收入陈彬、查猛济写的《中国书史》,第一部用白话文和现代学术体例撰写的中国书史著作问世。中国书史研究从一开始就植根于中国深厚的版本目录学传统,近百年来的发展基本延续了叶德辉等人开创的学术理路,注重对与书籍本身紧密相关的形态、版本、内容和书籍编纂史、出版史的研究。而以格雷格(Walter Wilson Greg)、鲍尔斯(Fredson Bowers)、费弗尔(Lucien Febvre)、麦肯锡(Donald McKenzie)、夏蒂埃(Roger Chartier)、达恩顿(Robert Darnton)等人为代表的二十世纪西方书史研究,则成为目录学与文学、经济学、社会史等各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复杂纠结。

近十余年来,国外汉学界悄然兴起了一股中国书籍史研究热。一九九六年Late Imperial China(《清史研究》)出了一期中国书史研究专号。此后各种学术会议、研究论著层出不穷。与国内研究书史的学者大都来自图书馆学专业(如今几无例外与时俱进地改称“信息管理”专业)和文献学专业不同,研治中国书史的西方学者大多出自欧美大学的历史系。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介入,为有百年历史的中国书史研究带来了一股强劲的新风。汉学家们的中国书史研究深受西方书史研究的影响,不少理论和方法直接或间接来自对欧美书史理论的移植和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国内中国书史学界来说,无论是推进研究的深入还是拓展新的天地,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周绍明(Joseph P.McDermott)的《书籍的社会史——吉印通 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可谓新近海外研究中国书史热潮中译介到国内的首部著作(卡特[T.F.Cater]和钱存训的著作属于更早的学术周期)。如果要通过一部著作来窥探西方学者研治中国书史的成果,我以为这是比较适合的一部。首先是它所采取的宏观角度和宽阔视野,全景式地展现了从宋代到清中叶整个中国古代雕版印刷业的兴盛时期,书籍生产、发行、阅读、流传等各个方面的图景。其次在于所征引资料之全面、丰富。其立论依据除来自中文典籍外,还包括传教士文献等域外史料,并广征中文、日文、英文、法文等各语种当代学术成果。正是基于这样的特点,使之成为了解当今海外汉学界研究中国书史理论、方法和研究进展的一个绝佳窗口。

中国雕版古籍的生产方式一直是个大体清楚而细节不明的问题。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雕版印刷生产的技术细节、工艺流程和生产效率究竟如何?印刷术发明后印本书何时取代手抄本成为书籍的主要形式?尽管雕版印刷术至迟在隋唐就已出现,但如同其他任何一项在文人士大夫眼里“不入流”的工艺技术一样,其技术细节在浩如烟海的中文史籍中记载寥寥,而在近代西方东来传教士的著述中却有令人惊喜的发现。十九世纪初,基督新教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米怜(William Milne)、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等人到中国传教。当时尚无成熟的中文金属活字,传教士们曾采用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来印制宗教出版物。他们在选择印刷方式的过程中,将雕版印刷与金属活字印刷、平版印刷等其他印刷方式在工艺、成本和效率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比较和测算,这些资料成为中国本土史料之外对雕版印刷技术最为严谨翔实的记述。这些域外资料的发掘利用,对我们弄清雕版印刷的技术细节,如雕版印刷的生产效率、雕版书籍的最大印数等等极有帮助。

雕版印刷发明后的若干个世纪里,印本书的出现并没有立即宣告手抄本时代的终结,在图书流通中雕版书与手抄本长期并存,直至明清许多藏书家的藏书中仍有大量书籍以稿抄本形式存在。何时是雕版书和手抄本作为主要书籍流通形式的分水岭?利用日本学者井吉印通 和胜山稔对现存古籍和书目数据的统计分析,结合史料中的相关记载,周绍明得出的结论不同凡响:直到十六世纪后期,印本才在图书流通中取得了毋庸置疑的统治地位。这个结论来自于对公私藏书的规模、藏书中印本的份额、获得书籍的难易程度、手抄本与印本生产的相对成本等几方面直接或间接的观察。

十六世纪,商业出版的爆炸式发展使得印本与抄本的消长形势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背后潜藏着深层的社会动因——“江南的士人世界已经发生变化”。明代后期,游离于科举仕途之外的大量下层知识分子的参与,对出版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大量士人投身于商业出版领域,成为职业或准职业作者、编辑家、策划家、出版家。虽然士人从事出版的现象早已存在,但“晚明卷入出版界的士人的特别之处,是这些士人的数量,和他们为了别人的书籍所从事的商业活动的范围,以及他们自己从科举和官场中脱离出来”。另一方面,这些士人也是庞大的书籍消费群体,伴随着晚明市民文化的兴起,催生了一个巨大的图书消费市场。在书籍生产和消费两端都聚集了巨大的能量,出版业的大爆炸也就势不可挡了。商业出版的繁荣意味着民间出版的崛起,出版业中政府传统的支配地位至此让位于私人。书籍产量的大幅增加使得印本在与抄本的成本竞争中最终胜出——若是零星复制,抄写成本更低;批量生产,则印本彰显优势。

尽管周氏对于印本超越抄本时间断限之晚在学界引起了争议——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周启荣(Kai-Wing Chow)教授就对十六世纪后期商业出版繁荣后江南等地仍普遍存在书籍短缺的观点提出质疑,这无疑促使人们对印刷术在书籍生产中的变革作用以及手抄本的地位做进一步深入的思考。印刷给书籍生产带来的“革命”并不见得是立竿见影的,手抄本也不必如人们想象中那样代表原始和落后,正像哈罗德·拉夫(Harold Love)在《文本的文化与商业:十七世纪英格兰的手抄本出版》(The Culture and Commerce of Texts: Scribal Publication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中所揭示的那样,即便在谷腾堡发明近代金属活字印刷术后很长一段时间,在欧洲某些人群中间仍然流行着顽强的手抄本文化。

正如书名所体现的,周绍明致力于从社会史角度观察雕版印刷术发明后中国的书籍发展史,关注书籍背后的创造、传播和消费它们的人群,这与国内传统书史研究聚焦于书籍或文献本身旨趣显著不同。他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或社会阶层在生产和消费书籍,这些人的生存状况如何,书籍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什么样的社会因素在推动着书籍形态和传播方式的演进。对书籍或文献本身的研究已汗牛充栋,而关于书籍背后的人,则还多有语焉未详之处。在还原雕版印刷生产工艺流程和技术细节的同时,周氏不忘对书籍生产中最重要的劳动者群体——刻工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做了迄今为止较为系统的考察,描绘了“一个原始工业无产阶级”的世界。正如成千上万各行各业的普通工匠一样,这些只是为了计算工作量和落实质量责任而在古籍缝隙中留下姓名记号的刻工,是文人士大夫不屑染翰的角色,留下来的相关文字资料少得可怜。撩开尘封古书背后的重重帷幕,对工匠这一卑微阶层投以特别的关注,正彰显了以社会史方法研究中国书史的题中之义。书籍生产中其他环节的工匠,如写手、装订匠等同样值得关注,由于资料的匮乏,仍有待开掘,期待学界在这方面投入更多。

毫不足怪,士人是中国古代与书籍联系最紧密的一个群体,自然也是周绍明着力刻画的一个社会阶层。他在书籍的流通、获取和传承中反复考察士人对于书籍及其文化象征的复杂情结,赋予传统的图书发行史和藏书史以新的意涵。

研治西方书史的学者,如达恩顿、亚当斯(Thomas R. Adams)、巴克(Nicolas Barker)等人,以西方近代经验为基础,提出过关于书籍流通的不同理论模型。这些理论模型是否适用于中国书史的研究?周绍明认为它们没有考虑到中国图书流通中的制约瓶颈和“严苛状态”,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独特的藏书文化和书籍共享文化。通过与其他两种异质书文化——阿拉伯和西欧——的对比,中国传统藏书文化的某些特质得以凸显,这也向我们展示了开展书史比较研究的巨大潜力。

以欧洲的经验作为参照,在中国,书籍生产和流通规模的扩大是否像近代欧洲所发生的那样催生了“文人共和国”(a republic of letters)和“知识共同体”(community of learning)呢?答案似乎是负面的:尽管雕版印刷已盛行数百年之久,但作为社会精英的士人学者始终在为获取书籍而挣扎,这其中除了印本流通的规模局限外,书籍共享的制度与心态是又一重要症结。“知识共同体”的核心理念,是人们在国家和宗教组织之外,共同参与建构一个共享的人文主义知识实体。在中国,由于官方藏书的种种局限和弊端,使之难以承担学术中心的角色。传承和传播知识的任务,主要是由私人藏书来承担的,“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远比同时代任何一所当地学校或其他机构更为重要的学术中心”。然而与近代西欧学者和私人藏书家通常乐于分享书籍和知识不同,中国的藏书家力图确保其藏书世代维持私有状态,并设置了重重障碍使之深锁重阁。周氏对于这种文化现象的解释耐人寻味:一方面由于政府和机构藏书职能的缺失,迫使私人藏书面临承担起公共或机构藏书职能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藏书实际上成为藏书家手中的社会资本或投资工具,成为在科举仕途之外通向更高社会地位的通行证,保持私密性则是维持和增长这些文化资本的社会和经济价值的重要手段。作为知识的看护人和拥有者,藏书家们把自己变成了文化生产和传播链条中的“文化掮客”。中国士人之于书籍的特殊情结,周氏作为一个“局外人”,可能比置身其中的中国学者更易于看清庐山真面目。不可否认,他的不少分析方法甚至其问题意识,来源于西方的经验和概念,不免使之带有西方中心论的嫌疑。但它确实使我们在观察中国书籍史时多了一个参照系,多了几种看待对象的方法和切入问题的角度。

周绍明对中国书籍社会史的讲述,从一个特立独行的鞋匠藏书家起笔,又以对这个奇特人物的分析作结,使读者在艰涩的理论之外享受到听故事的乐趣。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无非是讲故事的艺术。周氏堪称说故事的行家里手,文笔清新晓畅,笔触跳跃灵动,使这部理论色彩浓厚的著作读来并不面目可憎,反倒显得趣味盎然,成为一部雅俗共赏的作品。

作为一个不名一文的穷鞋匠,钱近仁孤苦一生,却酷爱学问和藏书,在乾隆年间的苏州城引起轰动,被尊称为补履先生。彭绍升、汪缙、薛起凤、王丙等文人学士对他推奖有加,还把晚年贫病交加的钱近仁接到家中赡养,死后将他葬在文人专属的茔葬之地虎丘,江苏按察使亲自题写墓碑,文人们为他立传,事迹被收入《苏州府志》。钱氏生前与文人士大夫社会地位悬隔,虽深得这些文化精英称赏,却几乎没有士人主动“折节与交”,甚至不愿与之交谈,死后却得以跻身士林,不无诡异之处。与其说钱近仁的传奇是他自身的成功,不如说是他那个时代的文人士大夫所塑造的成功;与其说他是一个现实中读书人的榜样,倒不如说更像是一种文化象征。

周氏援引这个奇特的案例,旨在映衬、观照士人对于书籍和知识的观念和态度。在传统中国,读书具有多个层面的复杂意涵。它是通过科举晋身仕途的敲门砖,同时又被赋予了道德、社会、宗教意义。与那些年轻时寒窗苦读,一心想在科场、仕途中有所斩获,中年屡战屡败心灰意冷之后才转而在“惜字会”和文昌崇拜中寻求对于读书和学问的宗教性慰藉的士人相比,钱近仁的精神世界显得极为纯净。他为了识字,按字付酬给教他认字的人,而他教邻里小孩认字却从不收费;为了能够得到读书的机会,他免费给书肆和寺庙佣工; 他以鞋匠的微薄收入读书买书,死时所居老屋半间竟藏书万卷,虽然多是不入士大夫法眼的残破之书。所有这些,都使他成为超脱功利,只为修炼精神、接近圣贤而读书的样板。钱近仁生前身后的奇特经历,以及他与苏州文人士大夫之间的鸿沟与交汇,多少具有些反讽的意味。它反映了帝国晚期士人对于书籍、知识、学问的复杂观念和心态,体现了中国古代士人文化中书籍的多重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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