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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 * 年记者生涯中，最为艰难困苦而又富于传奇性的，莫过于办《前进报》那四个年头。——杨奇

19* 2年1月9日清晨，包括茅盾夫妇、邹韬奋在内的9名文化人由交通员沿途保护，从临时的联络点启程。交通员带着他们来到香港铜锣湾的糖街，茅盾等人“通过一条大船，到了另一条大船上”。

经过漫长等待，在“黎明前最黑暗的刹那”，船上的文化人被转移到小艇，舱内一满员，艇就悄悄移动了。

从年初到11月底，贯穿19* 2年全年的是一场被称为“大营救”的秘密行动。

在这一年，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遵照党中央和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经过周密的计划，深入港九地区，把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等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七八百人营救出来。

在此过程中，无一人受伤，无一人被捕。这一壮举，蜚声海外，世人称颂。

曾生后来在战斗总结中写道：省港大营救不仅拯救了中国一代精英人物的命运，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在这次任务中得到锻炼，成长壮大，成为华南抗日战场的中流砥柱。

除了营救工作，在19* 2年，抗战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

抗战之初，队伍采取打土豪办法，对同日本人有联络的大地主采用没收财产，取得经费来给养部队。19* 1年，曾生在葵冲枫树坳和沙头角的盐田坳建立了两个税站，也是从进出香港的货物中征收捐税，每天收入不少钱。19* 2年，东莞也建立了税站。在抗日游击区广泛建立税站之后，部队的经费有了保障。

这一举措推动了2月份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成立。当时，游击总队下属一个主力大队和四个地方大队，除主力大队不划定活动地区没有建立税站外，四个地方大队都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建立税站，并派短枪队协助税站执行收税任务。税站归各大队直接领导。这时税站除完成收税任务外，还要对敌占区实行经济封锁。

* 月中旬，张文彬在宝安召开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干部会议，分析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军事进攻的形势，决定严守自卫立场，坚决予以回击。并以曾生、王作尧名义，上书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表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要求从抗战大局出发，以民族利益为重，立即下令所属部队停止反共，一致抗日。

为了恢复大岭山根据地，* 月底，梁鸿钧、王作尧率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主力大队和惠阳大队挺进东莞，会同第三大队开展斗争，多次打退顽军的进攻。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重新控制了大岭山西部地区。

抗日组织也一直在建设中。* 月，中共东（莞）宝（安）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书记黄宇，领导东莞、宝安一线党组织，领导机关设在东莞塘厦林村。

7月，中共东莞县委划分为一线、二线县委。一线县委的主要任务是支援、配合游击队，二线县委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党的秘密活动，保证一线党组织安全。

10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为了加强莞太公路两侧的敌后工作，打通与珠江三角洲兄弟部队的联系，成立中共莞太线敌后工作委员会，领导机关设在厚街。1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政治部在厚街设立后方政治部，统一管理部队的日常政治工作和保卫工作。

策划：南小渭统筹：郭文君

采写：南方日报记者 欧雅琴摄影：南方日报记者 胡国球

（感谢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东莞市档案局）

参考资料：

《特殊使命——忆东江纵队的营救活动》王作尧 原载《秘密大营救》，解放军出版社19* * 年版

《路西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谭天度 原载《南北征战录》，广东经济出版社199* 年版

《走进敌伪心脏办〈前进报〉》杨奇（原载《东莞党史》200* 年第一期）

大 事 记

游击队员跨越省港安全转移* 00余名文化精英

位于大岭山的东纵纪念馆，整个第三展馆非常特殊，它的布置只为了讲述一个故事：19* 2年，东纵的前身游击总队组织了一场跨越省港的大营救，* 00余名当时的文化精英被从沦陷后的香港转移到了安全的后方。

这场大营救被称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得到了国际和国内各界人士的赞扬。营救不仅巩固和发展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对文化界来说，没有这场营救，整个中国的文化史可能会被改写。

参与组织这场闻名中外的秘密大营救，有东莞籍的王作尧、何鼎华。

王作尧时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副总队长兼参谋长，何鼎华时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宝安大队政治委员。他们负责组织从港九至宝安沿途的交通接应、武装警戒、掩护转移和筹粮补给等工作。

此外，在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活动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第三大队第一中队（代号“虎门队”），也跟随副总队长兼第三大队大队长曾生，来到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白石龙村以及大亚湾畔的石桥坜等地，参与接应和护送从香港营救出来的爱国人士。

日军搜寻文化名人

19* 1年，香港刚刚沦陷，日本的“南支派遣军”特务机关“大东亚共荣圈”就在报纸上登出了启事：“请邹韬奋、茅盾先生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一个文化特务还在香港的各大电影院打出幻灯“请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到半岛酒店会晤”。

为什么日军要搜寻这些文化人？深圳“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的馆员黎金良说，“日本侵略中国是这样一个思路：不仅要完成军事上的占领，而且要在精神上让中国屈服。”

“当时，我们大队只有三百多人枪，在财力物力上也存在着许多困难，要完成这样艰巨的使命，我们必须全力以赴。”根据王作尧的回忆，19* 1年底，党中央和周恩来来电，指示要尽一切努力，不怕牺牲，接应在香港的党内外文化人士转移到游击区，然后护送到内地。

为了做好准备，廖承志等人打“前哨”，经由水上，顺利到达了惠阳游击区，经由坪山、茶园、淡水，经历几番“险情”后到达惠州中转。他的亲身经历表明，在广九和粤汉铁路南段都被日军控制的情况下，想要将文化人脱险者们送往内地，必然要经过惠州北上，经老隆中转西去韶关，经湖南转桂、黔、川，或者走东路转闽西南、西北，辗转去皖南、苏北。

为了确保护送途中的安全，王作尧与战友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一是派出最精干的交通员给被护送人员作向导，分批接送；二是护送的路线尽量避开公路，走山区和农田小路，避免遇到日军和熟人；三是派出便衣武装人员和警戒哨，一个站段一个站段地护送；四是由曾鸿文出面，对沿线的维持会、伪宪查（都是本地人）、土匪做统战工作，争取为我们做掩护工作。

化装成难民穿越封锁线

19* 2年1月9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派出海上护航队，* 艘小木船把爱国民主人士及文化界知名人士分批从香港偷渡到九龙，再秘密护送往东江抗日根据地。

回忆起参加港九秘密大营救的往事，东江游击队老战士陈英感慨地说：“真不知道首长为什么看中了我。”

陈英1927年9月出生于东莞，19* 1年* 月加入东江游击队。抗日战争期间，历任东江游击队第* 大队* 中队班长、深圳秘密交通情报员、东江纵队司令部机要科组长、股长、科长等职。

19* 2年1月，刚刚参加完反扫荡战斗，机灵的陈英与10个年龄相仿的战士一起组成了“小鬼班”，陈英被任命为班长。随后，“小鬼班”被赋予了特殊

的任务：照顾、护送抢救出来的文化人士。

“那天，我们早早就到梅林坳的山头等着。太阳很亮，让人睁不开眼。快到中午的时候，远处陆续出现了一些黑点。我们终于等来了！”回忆当时的情景，陈英感觉一切仿佛发生在昨天。

在交通员的带领下，茅盾、邹韬奋、戈宝权等数十人汗流浃背地爬上山顶。他们是在游击队港九大队的掩护下，穿越日军封锁线过来的。为了行动方便，他们都化装成难民，有的身背一袋小米，有的身穿破旧的衣服，把眼镜、钢笔这些容易暴露知识分子身份的东西全部都藏了起来。连日的奔波，使他们身上粘满了泥土，看上去很憔悴。人群中，有一个留着一撮小胡子的男人很醒目，旁边的人悄悄告诉陈英，“那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作家茅盾。”

东江旁的“文化课堂”

看到梅林坳上岗哨发出“客人已到”的信号，游击队司令员曾生和政委林平都亲自到白石龙村口迎接。尽管当时生活条件很差，纵队还是设法搞了一顿狗肉晚宴给文化人士接风洗尘，香味让在外面站岗值勤的战士们都直咽口水。

在秘密大营救时期，在惠阳宝安一带负责的是时任中共惠阳前线工委书记谭天度。在坪山镇田心村，最先来的是张友渔、韩幽桐夫妇，由谭天度亲自接待。为了保证安全，张友渔夫妇与谭天度等人同住一个房，三床四人。不久，南委副书记张文彬率领一批文化人到田心小学校楼上住下。

这些文化人士，有茅盾、胡风、胡绳、沉志远、戈宝钗等。由于谭天度都熟悉，他对茅盾说，这么好的机会要向你们“揩点油”吧。于是，在东江纵队这个特殊的课堂里，茅盾讲哲学，沉志远讲政治经济学，戈宝钗讲外交知识。参加讲课的有谭天度、叶锋、高健等所有领导机关的人。东江纵队里多数是广东人，听不太懂普通话，一些重要的地方，“谭老板”还亲自做翻译。

这场“文化名人大营救”，历时11个月，数个省市的地下组织和广东抗日游击队伍参与其中，共抢救* 00多名文化和民主人士。他们无一人被敌人截获，无一人死伤。

被营救者的名单上包括：著名文学家茅盾、剧作家夏衍和袁水拍、文艺理论家胡风、报人范长江和邹韬奋、国学大师梁漱溟、漫画家丁聪、科学家高士其、电影导演蔡楚生和司徒慧敏、演员金山和王莹……可谓灿若繁星。

这场大营救行动，无愧于茅盾后来的褒扬——“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口

述

杨奇：

走进敌伪心脏的报人

■人物档案

杨奇，广东中山县人。19* 0年毕业于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同年参加中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文艺通讯部，参与创办秘密印刷、公开发行的《文艺青年》半月刊。19* 1年初，因发表关于“新四军事件”讨论大纲，触怒了国民党驻港机构，《文艺青年》被迫停刊。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奉命进入东江游击区办报，历任《新百姓》报编辑、《东江民报》主编。

19* 2年* 月，他创办《前进报》，任社长。《前进报》报社一贯重视开展爱民工作，在各驻地积极推动群众搞好生产、建立自卫队、参加夜校读书等工作。在东江纵队成立一周年时，他受到领导机关的通报表扬，被认为前进报社“在爱民生产和发展群众运动上有优异成绩，成为一个工作部门的光荣传统”。

当年那充满艰辛却又充满希望的岁月，以及报社战友们团结友爱、并肩战斗的情景，杨奇回忆起来，总觉得历历在目，激动不已。

19* 2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为了加强对广东武装斗争的统一领导，决定成立广东军政委员会，成立抗日游击队总队。随后，政治部成立了，立即决定出版一份代表司令部、政治部发言的机关报《前进报》。

《前进报》一诞生，就处在日、伪、顽三面夹击的环境中。

最初，杨奇和战友们背负着沉重的出版工具，经常随军转移。在深山密林里，把军毡作为帐篷，把藤篮工具箱作为桌子，就这样进行编辑、油印等工作。后来，为了在雨季中能够出版，曾经在敌人的梅林炮台山脚下搭寮作为报社。

为了避开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内战烽火，杨奇又曾两次越过日军的封锁线，到香港新界地区坚持出版。在那里，住地虽然比较安定了，但因远离政治部领导，经济十分困难，连纸张油墨都供应不上。

杨奇和报社同志们商量之后，决定冒险到香港市区去找亲友帮助。杨奇化装成小学教师，手里拿着一份汉奸报纸《南华日报》，从大埔圩乘火车到九龙去。经过岗哨检查时，敌人万万没有想到：在汉奸报纸里面，原来夹着《前进报》呵！正是依靠这份《前进报》，使亲友们大为赞叹而资助了一笔钱。杨奇买了一批白报纸，把它切成四开张和八开张，作为货物运回大埔圩，然后由驻地的农民妇女在夜间挑回林村，最后由报社的同志背上山去。

19* * 年，杨奇把报社带到了后方政治部厚街，油印室设在厚街附近的双岗村，编辑室则安排在厚街镇一间古老大屋内。当时，厚街镇内伪军很多，紧挨着编辑室这条巷子的那一边，就住着成连伪军，中间只隔着一堵高墙。伪军士兵的吵闹声和沐浴时的泼水声，都听得一清二楚。这种状况，被杨奇和同事们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厚街与双岗之间的联络工作和稿件的传递，是由一位机灵的“小鬼”和当地一位老太婆担任的。就这样，《前进报》在这里出版了三个月，始终没有被敌人发现。

11月，日军打通了广九铁路。为了巩固沿线的据点，敌人宣称要在三个月内消灭我军，并向大岭山根据地发起所谓万人“扫荡”。这时候，报社的处境十分险恶。

当敌人在桥头挨家逐户搜查时，幸好房东及时通知，报社的“伙计”机智迅敏地闪入屋后的庄稼地里，才化险为夷。在河田，杨奇也曾经从敌人的包围下逃出，躲藏在荔枝园的树梢上，避过了敌人的搜捕。另一次则因知道消息较迟，只好把油墨吉印通 刷工具丢进鱼塘里，等到夜间才打捞上来。

当报社匆匆撤出河田、桥头之后，在官美厦村住了几天，杨奇很快就接到政治部的指示，要将报社转移到大鹏半岛靠海边的鹅公村去。杨奇等人从西到东，白天走路，晚上编报，足足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前进报》第五十期19* * 年新年号，就是在路上编好、刻好蜡纸而请惠阳大队油印室代印的。

出版之后，杨奇三人在大年夜前夕赶到鹅公村，高高兴兴地过了一个农历新年。接着，东江纵队政委尹林平同志在报社工作会议上给报社作了详尽指示，并要积极筹备铅印出版。踏上了19* * 年，《前进报》全面发展全面提高的新任务又在等着杨奇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