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印刷厂上海的简单介绍

　　张宗祥先生（1* * 2—19* * ，字阆声，晚号冷僧，海宁人）一生主要从事文教、图书事业，学识渊博，生平钞书成癖，一生钞校九千馀卷，前无古人。

张宗祥

经他校勘出版的重要古籍有《说郛》《国榷》《罪惟录》等，其中《国榷》的点校整理，可以说是张宗祥费力最为深厚的，时间跨度也比较漫长。张宗祥曰：

此书予假蒋氏五砚楼旧钞本过录。蒋氏书，生沐先生（光煦）别下斋所藏。……

甲子（192* ）至永嘉，承假携行箧中，因得全钞；中有二三空页。后至江南图书馆检视八千卷楼本，所缺亦同，乃知同出一源。丙寅（192* ）、丁卯（1927）流寓沪上，颇思借刘氏嘉业堂所藏明历代实钞，一为校补。悠忽至今，竟未着手。以视先哲劬学著述之勤，愧悚奚似。乙末（19* * ）又据一钞本校补，并为分卷。

张宗祥《大小戴礼记合纂序》：

解放之后，即来杭州，任省图书馆职务。从公之暇，忙于整理谈孺木先生《国榷》稿者，几及三年。

是知张宗祥早年即已着手校勘《国榷》，及至19* * 年又据另一钞本校补，并为分卷，故有“谈先生有知，当不责予鲁莽也”一句戏谑之辞！

19* * 年版《国榷》书影

张宗祥后来之所以重拾校勘重任，盖古籍出版社有印行此书之计划。（古籍出版社成立于19* * 年* 月，是出版总署直属社，社长由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兼任，编辑不足十人，有徐调孚、张静庐、章锡琛、陈乃乾等。19* * 年12月，文化部关于吉印通 书局、商务印书馆独立经营的请示报告，称根据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副总理的指示，拟加强吉印通 、商务的出版工作，将古籍出版社并入吉印通 书局，组成吉印通 书局的编辑部。19* 7年* 月，古籍出版社正式并入吉印通 书局。）

由于一方要出版，而另一方也已做了很多校勘整理工作，故双方一拍即合，也商定好了稿酬数额。

但是因时代、政策等因素的变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在稿酬标准上以国家行政发文的形式调整过数次，而该书的出版恰好在调整之后，所以在点校、钞写费用的标准核定上，古籍出版社与张宗祥彼此产生了分歧。经过前后三年多的协商与内部讨论，吉印通 书局从信义、承诺以及团结作者诸方面考虑，为张宗祥补足了之前“口头约定”的稿酬数额。

交稿时间与当时之约定

据徐调孚的记载，张宗祥将整理好的谈迁史学名著《国榷》交给古籍出版社，时间为19* * 年（月份不详）。

当时的点校费是* 元/千字，《国榷》字数可能超过* 000千字，但张宗祥只负责校勘整理，后期的校对审核工作由出版社负责，故时任古籍出版社副总经理的王乃夫于19* * 年12月1* 日批发徐调孚所拟的文件中有“拟送人民币壹万元”的批示。由徐调孚与张宗祥做了“口头约定”（未见文字凭证），总稿酬计为10000元，并于19* 7年7月预付* 000元，馀款将在《国榷》正式出版后再行支付。（《国榷》共* 2* * 千字，以10000元稿酬计，则为2.* * 元/千字。）

当时古籍整理书稿的稿酬标准，举例如下：

点校稿：

《资治通鉴》：* 元/千字。金灿然19* * 年* 月17日所拟与陈援庵先生函曰：“工作报酬问题，《资治通鉴》一书加工报酬是万字卅元。所以定为万字卅元的原因是：为了标点《资治通鉴》，由范文澜等十几位同志组成了专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负责了加工原则的设计、某些原则问题的和具体的组织工作。为执行这一工作，又以顾颉刚等十一位先生组成了专门小组，这个小组用具体办法进行了标点和审校工作。这样，可不必再另外请人审校，从而也就没有审校费的支出。这本书工作报酬是包干性质的，除了标点和为标点所必须的校勘工作之外，其他许多校勘工作，广钞稿、标点说明、最后详校清样等，均未另外计酬。”

《四裔传》 ：1元/千字。金灿然19* * 年* 月17日所拟与陈援庵先生函曰：“《四裔传》的工作报酬所以定万字十元，主要是单指标点和为标点进行的校勘一项说的。另外的校勘工作和注释工作以及前言等，是要另外计酬的。我们以为，仅标点工作费用万字卅元，那太高了，把校勘工作、注释工作等包括在万字十元，一般的说，又嫌偏低了。因此，《四裔传》的工作费，标点部分按万字十元，其他工作另外计酬，我们以为不仅标准上和计算方法上都是比较合理的。诚如陈先生指出的，这里不是为了钱的问题，而是为了追求合理。”（这种将古籍文本和校勘、注释内容区别标准的核算方式，在后来的古籍整理书稿中运用较多。）

金灿然为《四裔传》稿酬标准与陈垣先生函

《历代各族传记会注》：* 元/千字。徐调孚19* * 年7月17日所拟与中央民族学院关于《历代各族传记会注》的协议书：“（一）学院负责编辑加工工作，将本书进行编辑、标点，并加注释。完成后，分批交与出版社进行出版工作。（二）全书共分四编，分四册出版。第一编的排校印装日程如下：1、学院于六月底以前将最后改定稿交至出版社。2、出版社于七月交印厂付排，于八月起，陆续将清样送交学院校对，于九月全部送毕。* 、出版社于十一月以前，将本书第一编出版。……（六）第一编之报酬办法，议定按每千字三元计算，于签订此协议书后，先按原稿字数致送百分之五十，于出版后再按排印页字数全部结算付清。第二编以下各册，临时再行协议。”

《历代各族传记会注》合同（底稿）

著作稿：

《尚书通论》：陈梦家著，19* 2年签订合同，12元/千字。

《海瑞的故事》：吴晗著，19* 2年签订合同，* 元/千字。

根据上述文件，大致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稿酬标准的情况。而《国榷》以最初约定的总稿酬万元，也是合乎标准与情理的。

19* * 年7月文化部颁发稿酬之《暂行规定》

如前所述，新中国初期高标准的稿酬（所谓高稿酬，是相对于普遍收入者而言的），陆续引起多数人的不满。政府职能部门也因此经常讨论，及19* 7年后，稿酬标准逐渐降低，至19* * 年7月1* 日，文化部颁发《关于文学和社会科学书籍稿酬的暂行规定（草案）》，于同年* 月1日起在北京、上海试行。正式采用“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的付酬原则。（19* * —19* 2年，基本稿酬的标准：著作稿* —1* 元/千字，翻译稿* —10元/千字。参见陈明远《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文汇出版社200* 年。）

该标准“试行两个多月后，北京和上海的一部分作者和出版社提出倡议，要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式的劳动，建议降低稿酬标准。文化部根据上述建议于10月10日发出通报，将《暂行规定》的稿酬标准降低一半”（王泽泗《我国稿酬制度的历史与现状》，载《中国出版》1992年），稿酬再次降低，即著作稿* —* 元/千字，翻译稿2—* 元/千字。（一年后，文化部发现降低标准不妥，不利于繁荣创作和提高作品质量，于是进行更改，继续实行19* * 年7月制定的《暂行规定》。）

由于是普降稿酬，古籍点校稿的稿酬降低至2—* 毛钱每千字。

图书之成本、定价

19* * 年，文化部颁布《全国出版社一般书籍、封面、插页定价表》，确立了正文分类别、按印张定价的基本模式。自此后的二十八年间，除在19* * 、19* * 和197* 年基于政治目的对定价标准向下调整，印张定价模式一直延续到19* * 年，成为完全计划经济时代图书定价的基本模式。

其制定的“保本微利”原则，或曰不能按照实际生产成本定价；或曰没有让出版社所创造的利润全部转化在价格中，而是让一部分利润（通常是大多数）有计划地让渡给社会，实现利润的重新分配。

定价类别分了十一类，共二十六个分类项目，最后都有相应的定价标准。古籍整理图书属于第六类，定价标准为：0.09元/印张（新闻纸。若使用更好的纸张，可稍作增加）。

由于未能找到《国榷》一书的定价原始卡片，现参考吉印通 书局两种书的“图书出版记录卡”，以为当时图书之定价情况：

《三国志》（平装）：* 9印张，* 插页，* 册，19* * 年12月1* 日发印，1版* 次。“备注”一栏之下，罗列定价计算公式：* 9印张×0.09元/印张＋0.01* 元/插页×* 插页＋0.0* * 元/封面×* 封面＝* .* * * 元。而在左侧的实际定价里，写着“* .* 0元”。

《辽史》（护封精装）：* 0印张，12插页，* 册，197* 年10月出版，1版1次。罗列定价计算公式：* 9.* 12* 印张×0.09元/印张＋0.01元/插页×12插页＋0.01元/封面（平装）×* 封面＋0.* * 元/封面（精装）×* 封面＝7.* * * 12* 元。实际定价里，写着“7.* 0元”。

《三国志》图书出版记录卡

上述两书之定价，其实只根据所用纸张以及按印张数核算印刷、装订之直接成本，并未考虑其他成本，如排版、校对、编辑、设计、稿酬、管理等诸费用。

当时古籍整理图书之直接成本各项费用名目与标准如下：

印装费：0.02* 元/印张

纸张费：0.021元/印张

排版费：* —* 元/千字

稿 费：按约定。

《国榷》于19* * 年12月正式出版。1版1次版权页：

字 数：* 2* * 千

印 张：19* .2*

印 数：1-1000

定 价：29.00元

出版社：古籍出版社

印刷厂：吉印通 书局上海印刷厂印刷

根据《定价表》核算：

19* .2* 印张×0.09元/印张＋0.* * 元/封面（精装）×* 封面＝22.7* 2* 元

实际定价是29.00元。但根此书之成本组成如下：

印 装 费：0.02* 元/印张×19* .2* ×1000套

纸 张 费：0.021元/印张×19* .2* ×1000套

排 版 费：* 元/千字×* 2* * 千字

布面精装费：0.* 0元/个×* 个×1000套

稿 费：* 000元（以另外* 000元不付计）

不算校对、编辑、设计、管理诸费，总成本为* * 171元。发行折扣是70%，则总实洋20* 00元。《国榷》第1版1次亏损12* 71元。

出版时间与最初之沟通

《国榷》出版的时间，版权页标明是19* * 年12月，出版社依然署“古籍出版社”，而在吉印通 书局的档案里，却都是以“出版于19* 9年1月”来记录的。且其出版时间，都晚于19* * 年10月10日文化部颁发的《关于文学和社会科学书籍稿酬的暂行规定（草案）》的通报。

19* 9年1月22日吉印通 书局与张宗祥函（底稿）

徐调孚19* 9年1月19日所拟与张宗祥公函，其事由内写“《国榷》稿酬作为结清”，文曰：

宗祥先生：

《国榷》一书，我局已经出版，样书二部业已寄奉，想早收到。稿酬标准，在整风以后已普遍降低，本书按照新标准，该致送断句费和校勘费共二千六百元正，因前已预支伍千元，我们即作为付清，不补亦不退。又，原书仍行寄还，请收。

此致

敬礼。

此公函22日经财务组会签，曰“同意”，并于是日签发。

宋云彬19* 9年1月日记：

二十四日：昨日徐调孚语余，阆声钞校之《国榷》，原定致送稿费一万元，已先后汇去五千元，现在稿酬办法另有新规定，不拟再付。余谓应再酌付若干。金灿然在旁，谓余言甚是，当再考虑云。

二十五日：上午，写信给阆声。

宋云彬

宋云彬先生（1* 97—1979）与张宗祥同为海宁硖石镇人。19* 2年，宋云彬回浙江任文联主席、省文史馆馆长，张宗祥时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省文史馆副馆长，且二人还有姻戚关系。19* 7年宋云彬被打成右派，次年举家迁北京，任吉印通 书局编辑，参与“二十四史”的点校、编辑工作，两人书信往返频繁。

19* 9年1月2* 日张宗祥与宋云彬函

1月2* 日，张宗祥复宋云彬函，曰：

老姻丈：

手书敬悉。近来多病，嫌烦，一无兴致可言，遂至稽覆。《国榷》稿费，已得吉印通 来书，据云五千元已支领过头，旧说一概抹杀。这也好玩的事，我想不再过问，如有良心和信义，再寄一些来，我也不拒。……

19* 9年2月2* 日张宗祥与宋云彬函

2月2* 日，张宗祥又与宋云彬函，曰：

云彬姻丈：

近略能多坐，且亦从事《本草经》疏解矣。《国榷》一部，计六册，另邮奉。书局赠两部，一送图书馆，一自留作纪念。此乃另购，以践宿诺，到请哂存。……

此事至此，及其后两年左右的时间里，未有再发现相关记载。

从上述张宗祥的信里，我们能读到他的不满。吉印通 书局在此事的处置上，虽说是根据文化部规定执行，并不违规，但也有“失信”之嫌。而对于处置结果，从张宗祥“不再过问”四字推测，双方似已默认了此事到此为止。

吉印通 书局最终之处理意见

转眼到了19* 1年岁末，张宗祥与宋云彬函，旧事重提，希望吉印通 书局“能补足稿费一万元”，宋云彬并告诸古代史编辑室或局内负责同志，谓张宗祥“当时对此种做法，认为编辑部对钞校者的劳动不够尊重，任意降低稿酬，是不满意的”（具参见谢方《〈国榷〉稿费检查报告》）。所以在12月11日吉印通 书局内部召开征求读者意见会议期间，关于是否补付张宗祥《国榷》稿费事，又再一次讨论。

据宋云彬19* 1年12月日记：

十一日：上午，局中有小会，谈征求读者意见问题，也谈到了补送阆声《国榷》稿费问题。

十二日：致张阆声函。

吉印通 书局讨论后，即安排编辑部谢方将《国榷》稿费问题作一梳理，并拟出处理意见。

《国榷》稿费检查报告之一

会议次日，谢方写了一份《〈国榷〉稿费检查报告》。该《报告》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情况及问题”；第二部分是“处理意见”：

我们认为对《国榷》稿费的处理，是不够慎重的。按一般钞校费，千字三元，这是很高的标准（一般断句和校误费仅千字二—六角）。按《国榷》的性质，工作的难易，千字二元比较合理。但我们没有向作者说明这个理由，而是用另一种不讲道理的片面“通知”，说要将钞校费改为断句费和校勘费共计二千六百元。又竟说过去已付的五千元，不用退回，而将原来最初定的千字三元或共付稿费一万元的事却一字不提。这是对钞校者的劳动没有应有尊重。我们认为应该补给他稿费。补的办法是全部按新的标准，千字二元，并向他说明过去的标准不合理。计全书共四百二十八万四千字，以钞校费千字二元算，合共八千五百六十八元，除已付稿费五千元外，应补稿费三千五百六十八元。

《国榷》稿费检查报告之二

此《报告》同日经时任吉印通 书局副总编辑丁树奇圈阅后，即交副总编辑萧项平批示。

萧项平副总编辑同日批示：

《报告》所叙情况及问题符合事实，但处理意见仍不妥。应照王乃夫同志十二月十五日批发徐调孚同志所拟的一函中约定“拟送人民币壹万元”的数字，再送五千元。片面废除合同，无论如何是不应该的，补就要补足，补得有理由，否则仍达不到团结作者的目的。

“王乃夫同志十二月十五日批发徐调孚同志所拟的一函”未详所以。（王乃夫曾于19* * 年任大众书店经理；19* 1年西北人民出版社成立，任副社长；19* * 年任古籍出版社副总经理；19* * 年* 月任吉印通 书局副总经理，同年7月调甘肃省文化局工作。稿件是19* * 年交到古籍出版社的，稿酬总计万元也是那时商定的，故王乃夫的批示时间应为19* * 年。）

梁涛然副总编辑19* 2年1月* 日批示：

连钞写费在内千字三元致酬，不足之数全部补上。请调孚同志写信。

是月9日，徐调孚即据《报告》并诸领导批示，拟公函，有之前种种“不合情理，不尊重您的劳动是不应该的”，此番按“千字三元的标准致酬，共应付12* * 2元”，“除已预付* 000元外，特再补奉7* * 2元”云云。此份拟稿函，未见签发，可能是大家对于超乎约定的标准付酬，又有不同的意见。

另有一份由王季康19* 2年2月10日拟的公函，事由是“补付《国榷》稿费事”：

出书后没有按照原先约定的稿费数额支付。另根据新的稿酬标准计算，片面的决定。……这种处理是很不合理的。……

除之前曾致付* 000元外，再补付* 000元。此款即由银行汇奉，请惠收，并盼示覆。

此份公函，经时任吉印通 书局副总经理潘达人、张北辰副总经理、徐调孚、傅惠时（财务科）会签，潘达人副总经理旁批曰：“此件请打字，发出前再请王季康同志校对一遍。”梁涛然副总编辑2月12日签发，批曰：“请交灿然同志，电话汇报后再发。”在天眉，有金灿然2月1* 日的签名。（“再补付* 000元”原作“再补付7* * 2元”，看笔迹，应是金灿然最后修改的。）

由这份经编辑部草拟，并经组长徐调孚、财务科傅惠时会签，由副总经理潘达人、张北辰签阅，副总编辑梁涛然签发，并由总经理总编辑金灿然最终签字核发的文件，足见吉印通 书局对此事之重视。

据宋云彬日记，19* 2年2月* 日、1* 日分别有寄张宗祥函，第二函即在上述发文之后，有可能即将书局会议讨论按* 元/千字标准支付的情况告诉了张宗祥。

19* 2年* 月* 日张宗祥与宋云彬函

张宗祥* 月* 日复宋云彬函曰：

云老姻丈：

两书敬承。伍仟元已到，此即 意外；且照原约，不必再望意外。

两个“意外”，第二个前冠以“不必再望”四字，疑似对宋云彬信里所提的回应（即原来约定的* 元/千字标准重新核定支付）。

至此，《国榷》稿酬问题，终于落下了帷幕。